去年夏天，我偶然认识了香港独居老人老雷，与他成为朋友，暂住进他家。他当时在肾衰竭晚期，准备瞒着家人，拒绝手术，独自待死。朝夕相处之中，我和老雷仿佛成为后天的家人。我也第一次真实入微地感受一个人衰老和走向死亡的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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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夏天，我从老家湖北小县城到香港实习，打车通勤路上认识了出租车司机老雷——从广东湛江移民香港的七十岁老头。

我与他聊起各自的故乡，再聊到抗战历史和天南海北，成为朋友。他从此经常送我上班，免去打车费，我也乐得听他唠嗑。他的妻子儿女皆移民美国，自己坚持留在香港。开车四处跑、与不同乘客聊天是他最快乐的事。

认识老雷一星期时，我因为搬家，没法像前几天那样每天坐他的车上班。我说，爷爷没关系，搬家后我也可以去找你玩。

老雷说，再看吧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

那时我觉得莫名其妙，后来推算，老雷应该刚刚被医生通知，是肾衰竭晚期，要做手术，在腹腔里装肾透膜，代替自己的肾。

老雷感叹：“前年医生说我肾功能还有六成，我还开心，六成可以用好久呢。没想到今年，就不到一成了。哪知道身体坏起来这么快。”

但他不想做手术，怕麻烦，做完手术后要做血液透析，每天洗三次肾，每次换水要花一两个钟头，出门工作不方便。他把8月份的手术推到9月，再到10月，又到12月。医生说，你再推，身体差到连手术也做不了，我们科就不收你了。

离过年还有两个月，老雷就给弟弟发了几百块钱新年红包，因为怕自己活不到过年。

老雷是个工作狂，周一到周日每天开出租，客人多时还会加班到晚上一两点。他很认真地说，自己的志向是工作到死的那天。他的理想死亡方式是，正常来去自由地，工作到最后一天，在吃饭或睡觉时突然心脏骤停，死得不痛苦，干净，也不需人打理，政府会给他火葬，把骨灰撒到大海。

很久之后，我才敢说：“如果周围没人，你独自死在家，政府也不会知道，尸体会烂的。”老雷说：“是啊，电视上经常有这样的新闻。”我问：“你不怕被苍蝇、虫子吃掉吗？”老雷说，不怕。

老雷收拾屋子的场景。他喜欢过量囤积生活物品，家中也寄放了朋友的很多行李。

2022年10月，我工作上被打压，在辞职边缘，房子租约又快到期。此前四个月里，我已经搬了两次家，第一次住帘子隔起来的客厅，第二次住的房间小到房门无法完全打开。在这个艰难时刻，老雷收留了异乡漂泊的我，搬进他家暂住。

他一直想送我去毕业旅行，见见世面，让我邀请同学同行。他甚至亲自打听起旅行社来，“那个叫美丽华的，台湾游包团的”。又从房间抽屉里数出几沓钞票来，说是给我去台湾旅行的专用基金。

“我现在走不开，起码三个月后才去得了。”我也隐约感到什么，“三个月后你再给我吧。”

“到时候我就死啦！”

老雷用楷字写了一封信，拒绝手术，递给医生，作为手写凭证——他怕医生为难。信中还幽默一把，说若是做了手术，他该怎么拖着洗肾的大水袋子，去周游列国呢。

工作狂老雷没有周末，没有与朋友下午茶，但对“周游列国”有种执念。

他曾经手拿痒痒挠在空中挥舞，对着床头的地图给我比划，从美国西岸的西雅图划到东岸的华盛顿——那些他去过的地方，移民美国的老婆孩子们住的地方，大儿子开车带他游玩的地方。从美洲大陆，到澳大利亚，到非洲、欧洲、亚洲，说出的地名能让他的同龄人——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普通老百姓羡慕死。

老雷对家庭不怎么顾恋，反而喜欢和陌生人交朋友。妻子顾家，没时间，老雷早些年自己报团旅游，走遍了内地很多地方，从东北的辽宁，到西部的甘肃陕西，在旅途中结识许多朋友，甚至来回写几十年的手写信。

也能收获一些惊险的经历。二十年前老雷在内地旅行，只住二三十块一晚的旅店，但在西安火车站旁边一个旅店，要一百块。一个女人很热情地拉住老雷说，“包括所有费用”。老雷说太贵了还是不住了，结果一个男人关上铁闸门，一个女人来拉老雷，“力气好大好大的”，另一个女人在柜台边就伸手拉开他裤带。还好老雷扒开铁门，跑了出来。“实在太恐怖了”，老雷一边回忆一边哈哈大笑，而我早已笑得蹲在地上。

老雷给水果排排坐

那时因为疫情，香港已封关三年。老雷说内地好山好水，一直惦记着通关了再回内地玩，没想到现在要去做手术。

老雷有次躺在沙发上，梦呓一般迷糊着眼睛说，“我想去云南，大理，香格里拉。还有那什么，名字记不起来了，哦西双版纳。在孔明的时代，西双版纳曾经是一个国家的。”

但“想要周游列国”可能并不是真实理由。他即使不做手术，也没法出游，因为他不肯打疫苗，一针未打，香港本地的很多场所都没法玩。

老雷不想做手术还有另一层内在阻碍。他有位多年好友，中医老何。老雷二十岁在老家湛江县城做公务员时认识了老何，五十年的交情。老雷十几年前诊断出糖尿病，这十几年来一直是喝老何开的中药，喝中药后腿脚才有力气。中医老何一直反对他做手术，说手术损伤身体，死得更快。

老雷有次晚上躺在沙发上苦恼，说如果做了手术，对不起老何怎么办？我很震惊：你的生命是对你自己负责啊，怎么要对别人负责？他也很震惊，拍拍脑袋：啊，是这样的吗？

他打电话找朋友出主意，朋友说，你去拿医院的病例数据给老何看，这样就不会对不起他了。

老雷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后来临到做手术，他也一直没告诉老何，不知如何解释。

11月，我陪老雷去医院，怕他再次推掉手术。七十岁的老雷之前去医院总是独来独往，三年前他因为糖尿病住院时也是一个人。

医生问我，你是他的家人吗？我说，不是，我是他朋友，他的老婆孩子都在美国。医生有些失望，毕竟像老雷这种顽固不肯做手术的老头，让家人签字更方便。

香港的医院有基督教院牧，类似心理医生，把老雷带到谈话室里问他有什么放不下。然后是主治医生来解释，再是两三个护士一起围着他，讲明不做手术的各种危害：“如果不做手术，不是像你想象的，心梗就痛快完了。会一直想吐，身体很难受的。”

这样轮番上阵，老雷一直没怎么正面回应，一会儿问我能不能听懂医生的广东话，一会儿跟我感慨说医生好认真负责，我说你别打岔。

我跟院牧说，老雷的心结可能是怕对不起他的中医朋友。院牧恍然大悟，跟老雷讲，“他是为你身体好，你也是为你自己好，没有谁辜负谁。”

老雷像个无助的语塞的小孩，实在拿不了主意，拿出手机给老何打电话。费了半天功夫，手术的档期还是留住了。老雷临走时很恭敬地对几位医生鞠躬作揖，连声说抱歉麻烦了。

老雷对我说：“以前听老何的，现在听你的。”我内心复杂。

医院病房

之前老雷中药西药同时吃，医生说中药对肾有负担，老雷便停了中药。但老雷的身体确实是肉眼可见地变差了。

他把脖子拧了，没法转头，一转就疼。刚开始还觉得好玩，我问你开车怎么转头跟乘客收钱啊？老雷说，“没法转头，就把手伸到座位后面，有次我载到一个护士小姐，我说小姐你好漂亮啊，可惜我没法转头看你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但三四天了，老雷的脖子仍不见好，而且越发没力气，晚上回到家就躺在沙发上。起身时，撑手肘，抬腿，直着脖子慢慢起来，每一步都像0.3倍速，脸上痛苦又虚弱。

我问是不是睡觉枕得太高、落枕了？老雷平时习惯睡沙发，头枕在沙发扶手上，扶手很高。

老雷说，他以前是头朝里，枕着没有扶手的平面，脚朝外，但我住进来后，他怕让我看到他的“丑脚”，就头朝外，枕在高高的扶手上。我觉得好笑又可爱。

老雷走路也开始晃悠了。一个小小的转身，从客厅到厨房，身体就会像干瘪的稻草人那样晃一晃。

老雷一边走，一边自己念叨：“摇摇摆摆。” 接着又说：“牛头马面来了。”

老雷说：“前几天我载到一个小姑娘，我聊天说，牛头马面要来接我了。那姑娘真可爱，说可以跟牛头马面商量一下，让他们带着我，到天上飞着玩。哪有那么好的牛头马面啊！”说着又哈哈大笑。

但一忽儿又想起一个得癌症的亲戚，那亲戚去世一年前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。

老雷躺在客厅沙发上

有天清晨，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，被声音吵醒，是老雷在厕所里呕吐的声音。那声音十分凄厉，一直重复地干呕着，很痛苦。

我模模糊糊地，心里就很悲伤，原来老雷的病这么严重了吗？之前他简单几个字“早上起来想吐”，实际上这么煎熬。

我起身走到厕所门口，倚着门框，看着老雷佝偻着腰对着马桶呕吐。朦胧着眼看了一会儿，才看到马桶里浮着的不是呕吐物，是牙膏泡沫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快要哭着一样说，“爷爷我还以为你吐了。”老雷才发现我在后面，缓慢转过头来说：“把你吵醒啦？”

老雷跟我说，“如果我死了，你不用怕，也不用理，政府会来理。你继续在这房子里住下去就好。” 他不怕自己做手术死掉，但是担心死后，妻子来香港，会把我赶走。

老雷说：“要不我写个纸条，到时如果有人来，你就亮出来，尚方宝剑！”说着又响亮地笑着，大仰。

我在老家县城时，与父亲母亲之间都有些疏离。辞职的事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他们。在家吃饭，妈一直不停地说一些闲话，爸则一句话不说。我和妈说两三句就会吵起来，最后也学会沉默。

如今我漂泊在境外，冥冥中遇到独居老人老雷。在老雷家住了两个月，反而跟他有更多细节互动，才明白“油然而生”的亲情是什么感觉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又失眠，想到老雷说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可爱得令人伤心，忍不住哭了。又想到自己好不容易被赐予一个后天的家人，但可能很快失去。我大声说：“爷爷我爱你。”

躺在客厅沙发上的老雷应了一句“嗯”。

老雷不肯把病情告诉在美国的家人，甚至说，即使死了，也不会告诉家人。我很震惊：你老婆孩子会想你的。

老雷说：他们想一下就可以了，想一会儿就不想了。我问：假如你真的死了，你连自己家人都不告诉吗？他笑着说：他们现在不就当我死了吗。

他说这话时并没有带怨气。他一个人在香港住了十几年了，正如他女儿信中所说，“阁下有车牌，爱去哪就哪，自由快活”。

零几年的时候，儿子把他接到美国的大别墅里。但老雷不会英语，出门不会听，不会说，像小孩一样要人陪同翻译，在华人超市打工也只能拿最低工资。老雷受不了，自己侦查路线后，偷偷坐飞机回香港，独居了十几年。22年初香港奥米克戎疫情爆发，高峰期每天几百位老人去世，大儿子要接他去美国，他不肯，急得大儿子都快哭了。

老雷最疼爱小女儿，有人情味。他上次从美国回来，小女儿在机场送他，抱着他哭。小女儿也是给他寄信最多的，最近就寄来圣诞贺卡：

“老豆：

有没有变年轻呢？有没有去练下肌肉呢？又到圣诞啦，天气不冻就亲自己，冻就整条颈布围住脖颈啦。”

我问：你不想见你女儿吗？老雷：不想。我说：可是你女儿肯定想见你啊。老雷：不用麻烦啦，我知道几个孩子的经济状况，她哪有钱来见我，机票那么贵。

在内地，漂在大城市的农民工、年轻人每年过年必须春运回老家。香港人移民，大多就落地彼方了。女儿自移民美国后，十几年来，回了两次香港。

我住进来后，地上常常落了我的头发，老雷也不嫌弃，很耐心地，一根根去捡，说“头发是好东西来的。我女儿回家时，地上也有很多头发。”

老雷不想见自己家人，但当医院院牧问他，有什么放不下，他说，想去雷州老家见见亲戚朋友。

有天凌晨两点，沙发上睡着的老雷突然说，他梦到叔叔了，已经去世十年的叔叔。说着便哭得无法自已，大口吸气。

老雷小时候在家经常挨打，还吃不饱饭，在角落眼巴巴望着弟弟妹妹在桌上吃饭。母亲总打他，双手反绑，用棍子抽，边打边说“生得出就打得死”“打死一个，等于少生一个”。十岁左右的小雷便常常逃到猪圈和牛圈睡觉，睡上五六天，反正父母也不来找。

“叔叔就是我的大救星”，寒暑假都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县城叔叔家小住。叔叔待人实在，小雷顿顿都能吃上白米饭，每顿还能吃上半斤猪肉。老雷说，“小时候的猪肉很甜，不像现在，猪肉没有猪肉味。”

小雷和叔叔睡一张床，到晚上，小雷总是无拘无束地霸占床面，第二天早上叔叔就说，你把我挤到边边了。

后来老雷来香港，回乡少，“没能帮上叔叔什么忙，给钱也只有三五百，不够用的。”再后来，回乡只能看到叔叔的墓地了。

老雷二十几岁时，母亲独自一人先来一步到香港，同时打三份工，睡不到五六小时，原本健壮的身体累坏了，为了把丈夫和三个孩子接到香港。

老雷印象里的母亲总是愁眉苦脸——母亲从小没了爹娘，被送去寄养，其实是当童工，做粗重活，睡在灶边的稻草上。嫁人后，娘家人不让她回去祭拜宗祠，丈夫也靠不上。她似乎出气似的总是打小时候的老雷。

老雷来香港后，不愿去母亲那里，转去投奔姑婆，住在鸡圈改造的棚子。母亲老了，告诉老雷说，若她死了，不要来拜她。

母亲去世的消息，是妹妹告诉老雷的。那天，他正带着两个孩子在广州玩，才知道母亲要出殡了。

老雷七十岁了，至今不知道母亲葬在香港的哪个角落，也不想知道。黑夜里，头发花白的老雷佝偻着在沙发上回忆童年说，“我妈不爱我的”，仍像个孩子。

老雷肾衰竭，犹疑着不想做手术，给弟弟打电话，得知母亲当年也是肾衰竭，手术后一年就去世了。他仿佛命中注定地说：“我母亲几十年前就看清了，说我是拿不定主意的人。”

医院医生对手术很有信心，但老雷一直担心会死在“剖肚”台上。老雷把车行的八千块押金条给我，说若他回不来，让我替他把押金从车行取出来。又给老婆孩子写了一张遗书信，说“近二十年，也尝到不少甜酸苦辣了。话讲回头，我至今一直感念我母亲把我们带出牢笼。”

住院那天早上，老雷说，母亲曾找过算命先生，他一眼看出，母亲想自杀过三次。“她想自杀想了三次啊，我完全不知道。”老雷兄妹几个，跟母亲朝夕相处，却一点都不了解母亲的内心。

老雷住院没告诉家人。但平时最细心周到的大儿子还是第一个察觉到了，他听到电话里“嘀嘀”的仪器声，问“你在医院吗”，老雷说只是例行来医院做体检。好几年没打过电话的二儿子也打来，老雷想糊弄过去，二儿子说“你当我傻啊”。多年前在机场送老雷时抱着老雷哭的女儿打电话来，说想订机票来看他。纵使老雷称自己对儿女无牵无挂，后来说到这些时都嘿嘿地笑。

剖完肚又缚在床上，不能动弹地洗肾四十八小时后，老雷终于出院了。我下班回家，远远地看到走廊尽头，一个小脑袋像土拨鼠一样探出门框，眼睛眯成缝地对我笑。我喊道：“爷爷你回来啦！”